黄帝陵

                                        
　　从民族自觉到民族复兴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以来，生活在统一国家的中华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客观地存在着和发展着。但封建国家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之间的隔阂，掩盖了中华民族一体的客观事实，妨碍了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自觉。19世纪中期以来，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华民族一体的民族自觉意识，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从自在发展阶段到自觉发展阶段的飞跃。
　　晚清历史上，外国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各地。面对外国侵略势力，中国各族团结一致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抵抗。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是有中国各民族一起进行的共同革命斗争。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侵略者作战的有满族、汉族将士，还有蒙古族和藏族、羌族、彝族、土家族等民族的将士。土家族将领陈连升和蒙古族将领裕谦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50～6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有汉、回、苗、瑶、彝各民族参加。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各个民族地区都有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在东北地区，满、汉、达斡尔、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共同进行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在内蒙古和新疆，蒙古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共同进行反抗俄国侵略的斗争。在西藏和云南，藏族僧俗人民、汉族、傣族、佤族、景颇族人民长期开展斗争，反对英国侵略者借口“探访”、“考察”、“探险”进入西藏、云南；苗族、瑶族、傣族、彝族、壮族、汉族人民共同反对法国入侵和修筑越滇铁路。在广西，壮族、瑶族、汉族人民同样一致进行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在台湾，以高山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则打击了登陆台湾的美国侵略者，举行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的武装起义。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更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加的革命斗争。孙中山旗帜鲜明地宣告：“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1]，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一个“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2]的统一国家。孙中山的宣言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自觉。这种中华民族一体自觉意识，是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民族共同进行的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革命斗争中出现和成熟起来的。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一体自觉意识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具有已往没有出现过的新特点。新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全国务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3]。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藩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4]。为了抗日图存，中国各民族组成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也是举国动员的全面抗战，全国各地区都投入了的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北起东北、内蒙古，南到海南，西自新疆、广西、云贵东至台湾，都燃起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烈火。抗日战争又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决定性地促成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获得完全独立解放，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走上伟大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了新阶段。
　　注解：
　　[1]《孙中山先生外集》，第65页，陆达节辑，中华书局，1932年。
　　[2]《孙中山全集》，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4]《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黄帝祭祀活动的新特点
　　从民族自觉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黄帝祭祀受到炎黄子孙、爱国志士、革命政党和进步社会团体的重视，祭祀黄帝参与者更加广泛，影响更加广大，并且形成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第一，黄帝祭祀活动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战斗意志的庄严仪式。甲午战争后，爱国志士丘逢甲反对割让台湾，起兵“拒倭守土”。失败后，他到陕西黄帝陵祭祀黄帝，自题诗句云“袖中一卷英雄传，落日来登黄帝陵”[1]，宣示雄心不已的抗争精神。1907年重阳节，陕西同盟会祭扫黄帝陵，在黄帝陵前誓告反抗列强“脔割大好河山”、“扫除专制政权”[2]的决心。1937年清明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笔写的祭文批判了“以地事敌”的投降派，宣传了共产党建立“民族阵线”、实行“民主共和，改革内政”[3]以争取抗战胜利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这些典型事例说明，黄帝祭祀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关头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第二，黄帝祭祀活动成为大陆与港澳台以及全球华人大认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再造民族辉煌的盛大聚会。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北方和南方以及台湾省多地都有黄帝祭祀活动，其中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的黄帝祭祀活动最为主要。在这里，1955～1963年之间和1980年以后每年清明节举行公祭，1998年以来大体每年重阳节民间举行祭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不少国家领导人拜谒黄帝陵。每年的公祭、民间祭祀活动有数千人至上万人参加，有各级党政领导人和为数众多的人民群众，有陕西各界代表和全国许多省、区的代表，有大陆人士和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黄帝祭祀活动，充满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继承先祖功业、谱写神州历史光辉新篇章的热烈气氛，同时表达出中华各民族企盼祖国和平统一的共同心声。1988年，台湾退役老兵组成第一个返乡探亲团到桥山祭祖，有诗言志曰：“家园少别泪长倾，岁月无情摧老兵。台岛绵绵思故土，桥山恋恋扣黄陵。一瓶日月潭中水，满腹轩辕坟上情。唯愿梅花三度开，冰消百蕾绽春明”[4]。炎黄子孙人同此心，构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动力的源泉。
　　第三，黄帝祭祀形成公祭和民间祭祀并举的格局。中华民国时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祭祀黄帝陵，民国二十六(1937)有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同年还有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祭祀黄帝陵，都属于民间祭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55～1963年和1980年至今，每年清明节由陕西省领导人主持祭祀黄帝陵，有延安地区和黄陵县领导人参加。1994年起，每年清明节祭祀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有些年份还有部分其他省、自治区的领导人参加。这些祭祀属于公祭。此外，国家领导人来陕时多有前往黄帝陵拜谒的，也有公祭的性质。从1988年起，每年重阳节黄陵县各界祭祀黄帝陵，属于民间祭祀。公祭黄帝陵是政府举办的祭祀大典，国内外影响大。民间祭祀黄帝陵有群众广泛参加，许多年份都超过万人，超过公祭的规模，在本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公祭与民间祭祀同时并举、互相补充，已经成为当代黄帝陵祭祀活动的一个新特点。
　　第四，黄帝祭祀活动环境得到充分改善。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在近现代曾经多次整修过。规模最大也是时间最近的一次整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于1990年提出的。1991年，陕西省政府对整修工程做出全面部署：成立重修黄帝陵建设工作筹备小组，成立有海内外知名人士和专家参加的全国性建设委员会，成立重修黄帝陵基金会，并确定由一位副省长全面负责。1992年清明节举行了整修黄帝陵工程奠基仪式。1992～1998年完成一期工程，包括入口广场、印池、轩辕桥、桥北广场、龙尾道、轩辕庙门、停车场、庙前绿化、庙后公路、陵道神道、龙御阁等22个项目，累计投资人民币8300多万元。二期工程从2001年开工，包括祭祀大殿、祭祀广场、古柏防火、功德坛及大环境治理等项目，概算投资人民币1．5亿元。二期工程的主体工程祭祀大殿工程已经于2003年竣工，古柏防火工程已经于2005年完成。中华民族圣地黄帝陵纪念建筑、活动场地、交通设施以及环境景观已经充分改善，显现出更加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气象，为祭祀活动营造出前所未有的环境设施。
　　注解：
　　[1] 引自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22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引自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7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引自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17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引自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黄帝陵志》，第24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黄帝祭祀意义的新追求
　　黄帝祭祀的意义问题，就是祭祀黄帝贯穿什么样的精神、阐扬什么样的观念、如何为中华民族发展服务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要以对黄帝文化的认识为依据。黄帝文化是随着时代发展的，每个历史时代人们对黄帝文化内涵的阐发都具有时代精神，同时又不能割断与黄帝时代的联系。一方面，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联系在一起。黄帝文化集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首创精神和凝聚精神，是中华文明起源期也就是黄帝时代的基本特征。黄帝时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也是中国先民社会生活空间扩大、互相联系增多的时代。由于黄帝部落取得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领导地位，促使炎黄集团与九黎集团融合，中国人的凝聚力第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来。所以说，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伟大首创精神和凝聚精神的黄帝文化与黄帝时代有着内在联系。炎黄时代提供了黄帝文化内涵的基质，黄帝文化是从这个基质中发生的。另一方面，黄帝文化与五千年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为黄帝文化发展提供了动力。黄帝文化中有部分后代形成的观念和材料，它们在古史研究领域不可采信，而在文化史研究领域则有价值。因此，黄帝文化所代表的是，肇始于中国文明起源期——黄帝时代，又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中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华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觉到民族复兴进程中，中华民族祭祀黄帝，扬弃了作为天神的黄帝观念，淡化了作为帝王的黄帝观念，重新突出了作为祖先的黄帝观念。而对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的理解从强调血统转向强调文化，与古代人的理解有所不同。人们普遍接受了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观念，强调祭祀黄帝的文化意义。所以，当代黄帝祭祀不是着重血统观念的祖先祭祀，也不是有神论的宗教祭祀，它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文化行为。可以换一个表述方式说，当代黄帝祭祀本质是文化活动，但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活动的特殊性，那就是说这种文化活动与古史中的黄帝联系在一起，又具备祭祀仪式。还可以再换一个表述方式说，黄帝祭祀与黄帝古史研究有关系而不等同于黄帝的古史研究，不限于黄帝的古史研究；黄帝祭祀仪式不是宗教祭祀仪式，是无神而祭的祭祀仪式，当代黄帝祭祀不宣扬鬼神信仰而弘扬从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合乎人类理性的民族精神。因此，黄帝祭祀的本质不是古史研究，更不是宗教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清明、重阳祭祀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节日，黄帝祭祀的研究则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有人质疑黄帝祭祀的合法性、合理性，以为无神论者不可祭祀黄帝，以为承认中华民族多元发生的历史与祭祀黄帝不可两立。这样的人没有看到给黄帝定位为“人文初祖”已经被普遍接受，追求黄帝祭祀的文化意义已经取代古代祭祀黄帝的鬼神观念和民族血统观念，成为当代黄帝祭祀的意义追求。另外有人提出，祭祀黄帝“心祭重于形祭”，意在要求人们内心重视，不要把黄帝祭祀搞成徒有形式的空壳。这种意见是对的，但需要进一步说明应该要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内心重视，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内心重视，就必须认识到当代黄帝祭祀本质是文化黄帝，由此出发解决内心重视问题。否则，内心重视的要求要么不能实现，要么可能产生与当代知识水平、智慧发展背道而驰的效果。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